这是徐海燕律师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办理的一起强奸案。事实清楚，当事人自愿认罪，没有无罪辩护的空间；当事人又有犯罪前科，法院依法应当酌情从重。在一个"能争的只有量刑"的案件里，辩护的全部价值都压在一个判断上——当事人的行为是犯罪中止，还是犯罪未遂。这一判断，直接决定他能否在法定最低刑三年以下量刑。

一、案情回顾

2025年6月17日晚，丁某在苏州市吴江区某处朋友租住的房屋内，与被害人杨某某（女，26岁）等人一起就餐饮酒，之后又一同前往KTV唱歌饮酒，直至次日凌晨1时许。

当日凌晨2时许，丁某酒后进入该处二楼杨某某居住的房间，趁杨某某熟睡之机，实施意图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侵害行为。杨某某惊醒后，丁某自动放弃了继续实施的行为。

案发当日下午，丁某与杨某某及其亲属协商赔偿未果。在明知杨某某丈夫已经报警的情况下，丁某没有离开现场，而是在原地等候处理，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。

判决书载明，丁某系经商人员，此前曾因犯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，并曾因赌博受到行政拘留处罚。

二、本案的法律框架

本案指控罪名为强奸罪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："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"

这是本案辩护的起点：法定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。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，无论酌定从宽情节累积多少，法院也只能在三年以上量刑。

本案唯一可能打开三年以下空间的，是犯罪形态的认定。相关两个条文是：

《刑法》第二十三条："已经着手实行犯罪，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，是犯罪未遂。对于未遂犯，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"

《刑法》第二十四条："在犯罪过程中，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，是犯罪中止。对于中止犯，没有造成损害的，应当免除处罚；造成损害的，应当减轻处罚。"

量刑起点方面，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法发〔2021〕21号）在强奸罪部分明确："强奸妇女一人的，可以在三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。"

三条对照，本案的辩护命题就清楚了：能否认定为犯罪中止，直接决定量刑能否低于三年。

三、辩护难点：三个必须跨过去的坎

难点一：是"犯罪中止"还是"犯罪未遂"——本案最关键的分水岭

这是本案辩护的全部重心，难度也最高。

第一层难，在于它看起来像未遂。 本案客观经过是：丁某着手实施侵害，被害人惊醒，行为随即终止。行为的终止与"被害人惊醒"这一客观事实紧密相邻，很容易被解读为——丁某是因为这一"意志以外的原因"才未能得逞，从而落入未遂范畴。

第二层难，在于两者的处罚后果差距极大，而这正是必须争下这一点的原因：

一句话概括：未遂是"可以从宽"，中止是"应当减轻"。前者是裁量空间，后者是法定义务。

辩护如何论证？ 辩护人没有停留在"行为终止了"这一表面事实，而是从客观条件与主观状态两个方向同时切入。

从客观条件看，辩护人核查了现场环境：案发地点位于二楼，但该处可从一楼室外楼梯直接进入，并非封闭空间；过程中没有第三人出现阻止，被害人亦无激烈反抗导致无法继续。也就是说，客观上并不存在足以阻止丁某继续实施犯罪的障碍——他完全有能力继续，只是选择了停止。

从主观状态看，有两处关键证据互相印证：被害人陈述"对方看到我睁眼，立马跟我分开了"；丁某本人供述"她醒了她不愿意，我就感觉没意思，我就主动停止了"。两者指向同一事实——丁某是在能够继续实施的情况下，基于被害人明确表达的意愿而主动放弃。

在此基础上，辩护人援引了刑法理论中区分中止与未遂的经典标准——"能达目的而不欲"（中止）与"欲达目的而不能"（未遂）。本案属于前者：被害人的惊醒与拒绝，并非使行为人丧失了继续实施的能力或条件，而是唤起了他放弃犯罪的意志。判断的分水岭不在于"行为有没有停下来"，而在于"为什么停下来"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类认定在实务中争议极大。被害人惊醒究竟属于"意志以外的原因"，还是仅构成"行为人放弃的契机"，不同裁判者可能得出不同结论。

难点二：前科在身——从重情节与从宽情节的角力

丁某有犯罪前科，该情节被判决书列为酌定从重处罚。

辩护人提出的从宽情节中，除"犯罪中止"属法定减轻情节、"自首"属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外，"赔偿谅解"等均属酌定从轻。而酌定从轻与酌定从重之间并不存在当然的位阶关系，需由法庭综合权衡。

也就是说，辩护人是在一项酌定从重情节已在案的情况下，争取一系列酌定从轻情节被充分采纳。 这使从宽幅度的争取难度明显增加，也使"犯罪中止"这一法定减轻情节的认定更为关键——法定情节的适用，不因酌定从重情节的存在而被剥夺。

难点三：罪名无争议、全程羁押，辩护只能向量刑要空间

其一，罪名与事实均无争议。丁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，自愿认罪认罚。这意味着不存在事实认定或法律定性上的辩解空间，辩护的全部着力点只能放在量刑上——量刑就是唯一的战场，没有"退而求其次"的余地。

其二，全程羁押，没有取保空间。从被羁押、刑事拘留、逮捕直至判决，丁某始终处于羁押状态。强奸罪属严重危害人身权利的犯罪，审查逮捕阶段争取取保候审难度极大。辩护人接受委托后，没有把精力放在难以实现的强制措施变更上，而是直接对准量刑，从审查起诉阶段就开始为从宽情节的认定做准备。分清哪些是能争的、哪些是争不动的，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到真正可能改变结果的问题上——这是本案辩护策略上值得注意的选择。

四、辩护工作：三个阶段的具体推进

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：会见、阅卷、提交书面律师意见

辩护人徐海燕律师接受委托后，多次会见到丁某，逐项核实案件经过，重点确认行为终止的具体过程和原因，并全面查阅卷宗材料。

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，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书面《律师意见》，核心主张两点：

其一，丁某构成强奸罪犯罪中止，而非未遂。论证路径即上文所述——从现场客观条件、行为人的继续实施能力、行为终止的主观原因三个方向，论证行为的停止系出于丁某本人意志。

其二，丁某具有自首情节。案发后，丁某在明知被害人亲属已报警的情况下未逃离现场，而是在原地等候司法机关处理。依据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关于"自动投案"的规定，该行为符合自动投案的构成要件；丁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案件主要情节，应当认定为自首。

这份意见中，辩护人还结合行为的实际危害程度、认罪悔罪态度、企业负责人身份所涉用工与经营影响、家庭实际困难等因素，请求检察机关充分考虑。辩护人在该阶段明确提出：建议对丁某作出一年二个月以下的量刑建议。

审判阶段：庭审辩护与谅解协调

案件提起公诉后，辩护人继续担任一审辩护人。2025年9月28日，丁某在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。

庭审中，辩护人对罪名不持异议，集中就量刑发表意见，完整提出从宽情节体系：犯罪中止（法定减轻）、自首（法定从轻或减轻）、认罪认罚（法定从宽）、赔偿并取得谅解（酌定从轻），并说明丁某此次行为系饮酒后一时失控，其身为家庭经济支柱，家中有未成年女儿需抚养、父亲身患疾病需要照料等情况，请求法庭量刑时予以考量。

同时，辩护人协调丁某家属代为赔偿被害人损失，并取得被害人出具的书面谅解书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强奸类案件取得被害人谅解，难度远高于一般财产类犯罪——本案案发当日协商赔偿即未成功，谅解是在案件进入审理阶段之后才取得的。

五、辩护结果

2025年10月13日，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苏0509刑初1148号刑事判决。

法院认为，丁某违背妇女意志，采用其他手段欲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，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。同时认定：丁某在强奸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，系犯罪中止，依法予以减轻处罚；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系自首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；认罪认罚，依法予以从宽处理。法院同时认定丁某有犯罪前科，酌情从重处罚；其家属代为赔偿被害人损失且被害人表示谅解，酌情从轻处罚。

依据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四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以及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之规定，法院判决：被告人丁某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。

强奸罪法定最低刑为三年。本案在存在犯罪前科这一酌定从重情节的情况下，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，低于法定最低刑。实现的路径，是"犯罪中止"这一法定减轻情节的成立——它使量刑得以突破三年这一下限。这是全部辩护工作中最关键的一环。

六、办案心得与实务提示

一、及时委托，介入越早，能做的事越多。 本案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即提交完整书面律师意见，最终起诉书认定丁某"自动放弃犯罪，系犯罪中止"、"系自首"。定性意见的形成有时间窗口，越早提出、越早进入审查视野，被采纳的可能越大。

二、不要忽视"犯罪形态"这一辩护维度。 当事人和家属常关注"能不能取保""能不能缓刑"，但在强奸罪这类法定刑较高的案件中，真正能改变量刑档位的，往往是中止、未遂、既遂的认定，一字之差，量刑空间截然不同。

三、"自动放弃"需要有据可查。 中止的认定，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"能够继续实施而主动放弃"。这既依赖行为人供述的稳定性，也需要客观证据印证——现场环境、有无第三人介入、被害人陈述、监控视听资料等。到案后如实、稳定地陈述行为停止的真实过程，对后续认定有实质影响。

四、赔偿与谅解值得投入，但需理性看待。 取得被害人谅解是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，但在强奸类案件中通常困难，且谅解属酌定情节，不能单独突破法定刑下限，需与法定情节配合才能发挥作用。

五、如实认罪，本身也是一种从宽资源。 本案丁某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，被法院认定为法定从宽情节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（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）在量刑上的实际意义，不应被低估。

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，取决于案件事实、证据状况、犯罪情节与司法实践的综合作用。徐海燕律师始终认为，刑事辩护关乎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与家庭稳定，案件无大小，唯有把每一处细节查清、把每一条法律依据用准，才谈得上尽责。如您或您的家属正面临刑事法律问题，可以联系徐海燕律师。

关于作者

徐海燕，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（执业证号：13101202311663264），合伙人、刑案研究院成员，在法律行业从业十余年。深耕刑事辩护、企业合规风控与重大疑难案件代理三大领域，具备刑事案件侦查、审查起诉、一审、二审、再审全流程办案经验，熟悉上海地区公检法办案流程与裁量尺度。

执业以来专注刑事辩护一线，坚持一案一办、全程亲自跟进。办案客观务实，不夸大、不承诺。

免责声明

本文案例为徐海燕律师承办的真实案件，案号：（2025）苏0509刑初1148号。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文中人物姓名、地址、单位名称等信息均已作匿名化、脱敏处理。

本文所述内容仅为个案的办案过程与法律分析，不构成对任何案件处理结果的承诺或保证。我国刑事案件的具体处理结果，受案件事实、证据情况、犯罪情节、认罪态度、地域司法实践等多重因素影响，个案之间存在实质差异，任何个案的处理结果均不能作为其他案件的参照依据。

本文内容仅供法律知识学习与参考，不构成法律意见。如您或您的家属面临具体刑事法律问题，可以联系徐海燕律师，或及时委托专业律师，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提供针对性法律意见，切勿仅依据本文内容作出决策。

本文为原创内容，版权归徐海燕律师所有，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。